中共第二十屆全國代表大會於10月22日結束，本次會議最重要之議題自然是習近平如何穩定獲得第三個任期的連任。（圖片來源：http://www.mod.gov.cn/big5/leaders/2022-10/15/content_4923517.htm）

中共二十大報告看中國經濟前景與發展趨勢

張弘遠
致理科技大學國際貿易系副教授

　中共第二十屆全國代表大會於10月22日結束，本次會議最重要之議題自然是習近平如何穩定獲得第三個任期的連任，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焦點則是中共慶祝建黨百年的成就之後，如何分析當前所遭遇的挑戰，並對中國未來發展提出全新的治國論述。吾人以為，習近平在二十大政治報告中重複傳遞兩個政治訊號：一是強調各級黨員應該要正確掌握「政治方向」；另一則是以「中國式現代化」來作為統籌發展的總體綱領。

中國的當前挑戰：政治安全與國家安全的交錯與惡性循環

　所謂的「政治方向」主要有對外與對內的兩層意義，對外是針對當前中國的主要矛盾（如中美矛盾）該如何與對手進行鬥爭，以及為什麼一定能獲得勝利的理論認識；對內則是再次強調鞏固「兩個確立」（確立習近平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與加強「兩個維護」（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和集中統一領導）的重要意義。

　至於「中國式現代化」則是中共對於未來的施政藍圖，在二十大的報告中，對於此一概念的描述是：「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徵，更有基於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習近平將「現代化」與中國特色進行概念連結，用意是欲強調中共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將有別於西方國家的現代化，同時也將中共存在的意義與中國式現代化的任務加以綑綁。

　習近平的執政初期，中共黨內面臨到黨風不正、黨紀不彰的現象，整體國家則是出現社會矛盾激化與經濟發展遲緩等問題。習近平解決之道是透過反腐整風及意識形態控制來掌握權威，並以此壓制市場社會與經濟利益團體，其後再透過防疫清零、數位監控等作為強化對社會的控制；再者是巧妙地利用中美對抗的危機感，來強化自己對於黨政軍經的集權程度。如此一來，習近平成功地鞏固自己作為黨核心的地位，未來也將持續以國家安全、民族復興等施政主張來取代過往之改革開放與經濟發展的目標。

　此外，本次報告中習近平對於國家安全問題的看法也值得關注，在中共十九大的報告中，習近平認為當時中國大陸所面臨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屬於內部矛盾，可以透過強化國家與社會的良性治理來化解。然而在二十大的報告中，我們則發現如「鬥爭」與「安全」等詞彙成為重要用語，換言之，在「集中統一領導」之後的中共「新政」，已然將政策主軸由「改革」與「市場」轉換成為「安全」與「鬥爭」。何以如此？這則與近期美中之間所出現的大國對抗有關，鑑於習近平的外交指導讓美中關係從接觸轉換到對抗，這也導致二十大之後，中共對外路線的鬥爭性將更為明顯。

二十大後：著重財富的重分配以確保黨國體制穩定

　二十大後的習近平「新政」是一種發展典範的轉移，過去鄧小平改革是為了修補毛澤東主政與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破壞，強調「民主集中制」、「不搞個人崇拜」與「經濟建設為中心」。然而二十大之後，習近平將自身權力位階置於全黨核心，強調「集中統一領導」，習近平思想成為全黨思想，習近平對於中國式現代化的認知與見解也就成為全黨的理論指導。

　當前全球資本主義出現效能衰退的現象，去全球化或地緣政經衝突的事件不斷發生，而通膨與疫情又強化貧富差距與經濟壓力，這也導致各界對於全球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批判。過往文明的發展經驗指出，當資本主義衰退之際，便是共產主義擴張之時，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中國式現代化，則此一概念不僅是中國未來發展的理論指導，同時也將會是習近平時期共產主義全球化的參照。

　如何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具體內涵？對此則要回到中國經濟的改革開放。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共在經濟成長領域是採取了市場社會主義的模式，結合發展型國家的典範，以政策介入來協助產業發展，並以外向經濟來推動製造業部門的升級，再透過以市場換技術的方式使外商願意將技術帶入中國，最終這個策略讓中國成為「世界工廠」。

　推動現代化的同時，也需要面對經濟成長所衍生的社會問題，對此，中共當局主要是運用組織與科技作為控制工具，以壓制市場社會或消音社會異議的方式來維持穩定，並在非關鍵部門或社會議題採取彈性作為以抒解民怨，恩威並施來確保黨國體制的穩定性。當中國經濟成長已經達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要求，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之後，中共則進一步發動「全民脫貧」運動，並提出「三次分配」與「共同富裕」的主張，以此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新任務，並著手將中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從快速成長到公平分配，從市場經濟到共同富裕，這些轉變都可以在習近平二十大的政策報告的相關論述中看到，例如在報告中指出：要「規範財富累積制度」，以及「著力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堅決防止兩極分化」等等的觀點，而這些論點則與財政體系與分配制度的改革有著直接關係，的確，我們也可以在二十大的報告中看到中共強調：「要加大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的調節力度。」

　綜合上述，二十大之後中國經濟發展的重點將會放在財政體系、分配制度的改革，過往推動中國經濟成長的投資狂熱或野蠻投機將受到抑制。如此一來，推動過去中國經濟快速成長的誘因機制將逐漸退場，新的發展動力則是來自於財富公平分配與社會保障提高的制度建構，而習近平在二十大所勾勒的執政規劃，則是企圖讓中共作為主要政治力量來監督並落實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

「中國式現代化」藍圖：政治安全為核心、計畫/指令經濟為主軸、公有制為主體

　二十大之後，習近平集中統一領導黨政體系的地位已獲確立，而從現有的政治局委員的人事任命來看，全部人員幾乎都與習近平有著直接從屬或緊密連帶，當習在黨內的權力已經沒有可能遭遇挑戰，而整個黨中央則以擁護其所決定之政治方向作為工作重點，那麼習近平規劃的「中國式現代化」藍圖在落實於經濟領域時則可能會遇到什麼問題？

　就目前來看，習近平認為中國與中共正面臨到國家安全與發展理念的雙重威脅，面對國家安全的威脅，中國需要勇於鬥爭；面對共產主義理念的挑戰，中共則需要積極捍衛，在這樣的政策環境下，經濟發展的前提會改變為經濟安全，且為了降低社會矛盾則需要推動社會保障，而這種因應安全所進行的經濟規劃，則將會出現「戰時經濟」的特色，並再次突顯出計畫規範、指令控制的傳統共產主義經濟治理樣態。
其次，公有制、國營企業則成為經濟主體，一方面需持續推動國家經濟成長；另外一方面則需落實共同富裕的中共政策目標。如此一來，民營企業或外資企業等其他所有制企業則被設定成為輔助經濟發展的角色，被排除在具壟斷特性或資本集中特性的行業發展之外。

　再者，強調所得分配與規範財富累積的政策指導，也將凸顯共產主義體制的平均主義特色，而習近平的新政規劃無疑宣布過往中國市場化改革路線的終止，而習近平所強調的實體經濟與充分就業等政策導向，將會偏好將要素、資源集中在製造業部門，讓中國產業結構朝向工業化方向持續發展，此舉也會讓原本發展良好的服務業與商業環境受到限制與影響。

　最後，雖然二十大報告與黨章修正案等文件中皆強調中國將持續推動市場開放，但鑑於中美貿易糾紛仍然持續，類似《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與《印太經濟框架》(IPEF)等經貿整合體系對中國所產生的經濟圍堵效應正在發酵，且中國式現代化與習近平偏好的產業模式皆依賴政府對於市場的政策干預，這將導致中國經貿架構在對接自由貿易與公平貿易相關規範上的困難，提高中國融入全球體系或區域經貿體系的成本，故而也將強化習近平推動以中國為中心的經貿整合架構之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