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小泉進次郎訪問南韓國防部，與安圭伯重申致力於實現朝鮮半島非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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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韓防衛戰略轉型對東北亞安保形勢的影響

 

李明峻

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發長

 

　在冷戰結束之後，由於中國軍事威脅日甚、美韓軍隊指揮權移轉，加上朝俄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等國際情勢變化，更因美國調整《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摒棄過去30年「自由國際秩序」路線，強調美國利益而不再扮演「世界警察」，主張同盟關係應採取「公平原則」，拒絕容忍歷來「搭便車」的狀況，施壓盟邦承諾提升國防支出。日韓因此全面進行防衛戰略轉型，不斷提升軍備與軍工產業，當然導致東北亞安保形勢的變化。

日本正加速完成戰後最大規模的防衛戰略轉型

　首先，日本由於二次大戰戰敗的教訓，因此制定「不擁有陸海空及其他戰力，也不承認交戰權」的和平憲法，其後70年推行「輕武裝重經濟」的社會體制，但在前述國際情勢的變化之下，自2012年安倍晉三上臺後，逐步改變「不發動戰爭、不向海外投射軍力，也不擁有攻擊性武器」的安全政策，制定新安保法制和修改安保政策三文件，其後經岸田文雄首相將防衛戰略制度化，到現在高市早苗準備將其完全落實。

　目前日本在沒有正式修改憲法的情況下，已經解禁武器出口限制，還準備通過新的安保政策三文件，除設定空前的防衛費增額目標之外，還將於安保戰略、作戰體系、情報機制、區域軍事布局等領域，推動從專守防衛轉向主動進攻、全域監控、海外輻射的全面轉型，甚至加速遠海軍事布局，將監控覆蓋範圍向東延伸至第二島鏈方向，強化太平洋防衛方式，以及深化無人機和人工智慧等新型作戰構想等，多線推進軍事化升級，力爭完成防衛戰略轉型。

從被動防禦到主動嚇阻的日韓防衛戰略轉型

　除擴大防衛範圍和規模之外，日本防衛理念也發生轉變。日本防衛的核心目標已由單純保衛本土，轉向以「嚇阻」取代被動防禦，同時意識到僅靠既有飛彈防禦網路將難以因應，因此日本有必要建立「反擊能力」，讓侵略者相信軍事行動無法成功，而在動武以前就停止攻擊的企圖。因此，日本必須推動戰後最大規模的防衛擴張，而且目標不只是購買戰機與軍艦，還要包括重建軍工產能，並強化供應鏈韌性。在此情況下，日本國防預算年年創歷史新高，2026年度國防預算將近600億美元，提前兩年達成國防預算占GDP 2%的目標，成為僅次於美國和中國的全球第三大國防開支國。

　另一方面，與日本不同，大韓民國成立不久就發生韓戰，其後長期存在軍事對峙，必須依賴韓美軍事同盟，以對抗北方的軍事威脅。直到1969年尼克森提議美國撤軍構想後，南韓開始進行「自主國防」建設。冷戰結束後的1990年代，由於北韓維持強大武力威脅和美國撤軍隱憂，迫使南韓展開軍事變革與轉型，其後更因北韓開發核武，南韓軍隊發展資訊化建設，建立由「殺傷鏈系統」（Kill Chain）、「韓國導彈防禦系統」（KAMD）和「大規模懲罰報復作戰計畫」（KMPR）組成的「韓國型三軸體系」。1994年12月1日，南韓收回戰時指揮權之外的軍事主權，駐韓美軍由主導角色轉變為支援角色，2026年進入收回戰時指揮權的最後階段。

　為達上述目的，南韓逐年增加國防預算，從1989年的94.6億美元增加到2026年的471億美元，增加超過5倍，特別是俄烏戰爭爆發後朝俄軍事合作快速升溫，李在明進一步宣布將對國防和航空航天研究投入更多預算，爭取在2030年前躋身全球四大國防工業強國。同時，南韓從1970年代輕兵器仿造起步，歷經數十年國家扶植，在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後，南韓國防產業外銷迎來「量級飛躍」，軍工業（K-Defense）成為南韓增長最快的出口產品之一，2025年南韓軍火銷售即攀升至全球第四名。

美日韓三邊軍事合作加速走向制度化

　同時，近年美日韓三國不但聯合演練，還召開參謀總長聯席會議，展現加強三角軍事合作的企圖。不僅如此，過去多所齟齬之日韓關係，也慢慢走出陰影而不斷增進，除李在明與高市早苗多次互訪之外，兩國防長也頻繁進行防衛合作與交流。2025年9月，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訪韓，與南韓國防部長安圭伯會談；2026年1月，安圭伯訪日，與小泉進次郎在横須賀召開日韓國防部長會談。2026年5月30日，兩人同時參加香格里拉論壇，再度在新加坡舉行會談。2026年6月，小泉進次郎訪問南韓國防部，與安圭伯重申致力於實現朝鮮半島非核化，雙方商定進一步加強防務交流合作，確立日本陸上自衛隊幹部學校和南韓三所陸軍士官學校進行學生交流，南韓空軍首次飛抵那霸航空自衛隊基地進行交流，同時海上自衛隊與南韓海軍時隔9年再度實施「日韓搜索・救難共同訓練」（SAREX）。兩人半年內多次會晤，日韓的防衛合作正日益深化。

　防衛戰略轉型後的日韓，對東北亞安保情勢有更多的發言權。由於日韓兩國在價值、秩序、體制和理念上立場相近，較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加強合作。日韓關係穩定發展不僅符合兩國的根本利益，也有利於地區的穩定與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