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外界預期，美國總統於當地時間4月2日推出他所謂的「對等關稅」。（圖片來源：https://www.flickr.com/photos/whitehouse/54427036491/）

 

川普的對等關稅

 

張建一

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

 

　一如外界預期，美國總統於當地時間4月2日推出他所謂的「對等關稅」 （Reciprocal Tariff）。然而，出乎外界預料的是，這個對等關稅不是建立在兩國交易同一產品的關稅稅率的差距，而是建立在美國與貿易國的貿易順差上。原本外界預期川普提出的對等關稅是指美國將對其他國家進口商品徵收與該國對美國出口商品相同稅率的關稅，以確保雙方商品可以得到公平的競爭機會。舉例來說，如果一個國家對美國製造的汽車徵收17.5%的關稅，川普就會以同樣的稅率對該國的汽車課稅，而不是現在的2.5%。事實上，「Reciprocal Tariff」指的應是互惠關稅而非對等關稅，這是外界誤用；也就是說，如果以上面的汽車為例，美國的貿易國應是將17.5% 的汽車關稅調降為2.5%，而非美國將2.5%汽車關稅提高為17.5%。

對等關稅的公式沒有任何學理基礎

　如果依「互惠關稅」的定義，美國計算其不同的貿易國與不同產品的關稅差距是很耗時且具有相當困難度的。因此美國貿易代表署為了迎合川普，天馬行空制定了一個公式來對美國的貿易夥伴課徵關稅。川普的想法就是你對我有貿易順差，表示你占我便宜，至於占了多少便宜就以你對我的貿易順差占你出口到我美國的出口值的比率，也是我美國應該對你課的關稅稅率；但基於互惠原則，這個比率我就打個對折。由於臺灣對美國的貿易順差率達64%，也就是說臺灣出口100美元到美國產生64美元的貿易順差，因此美國認為應課的關稅為64%，而對等關稅稅率就是32%。

　根據4月2日公布的資料，所有被課到對等關稅的國家或地區，基本上就是依據這個原則。然而這個公式可以說是相當簡單但也相當粗暴。說它粗暴是指它沒有任何學理基礎，忽略了國際比較利益分工、匯率、貨幣儲備等重要因素。經濟學早就告訴我們，一個國家不是貿易順差愈大愈好；同時也不是這個國家有貿易逆差就表示這個國家經濟愈差。以美國為例，2024年美國的貿易逆差再次創下新高達1.2兆，但仍有2.8%的經濟成長率。就占全球GDP 27%（27兆）的第一大經濟體來說，這個數字是相當優異的。

美元做為國際主要儲備貨幣一定會有貿易逆差

　早在1960年代就有經濟學家指出，如果一個國家的貨幣做為國際主要儲備貨幣，這個國家長期一定會存在貿易逆差，當前的美國就是最好的例子，這就是著名的「特里芬矛盾」（Triffin dilemma），或稱特里芬困境、特里芬悖論、特里芬難題。特里芬矛盾指出當一個國家的貨幣同時作為國際儲備貨幣時，有可能造成國內短期經濟目標和國際長期經濟目標的利益衝突。這困境最早是由比利時裔美國經濟學家特里芬（Robert Triffin）在1960年代提出。他指出，當外國想持有該國貨幣（全球儲備貨幣）時，該國必須願意提供額外貨幣供給，以滿足世界對於這個「儲備」貨幣的需求（外匯存底），從而導致貿易赤字。而使用國家的貨幣（如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導致國家的貨幣政策和全球貨幣政策之間的緊張關係。這反映在根本的國際收支失衡，特別是經常收支：有些目標需要美元總體流出美國，而有些則需要美元總體流入美國。同等程度的貨幣流入和流出不能同時發生。換言之，即使美國存在大量貿易逆差（經常帳），但也因為同時有大量美元流入美國購買美股或美債等，造成資本帳與金融帳流入美國，過去幾十年來，美國的國際收支帳（BOP）基本是在零上下小幅波動，亦即美國的國際收支帳大致是平衡的。也就不存在各國吃美國的豆腐及川普所謂全球都在占美國的便宜。從另外的角度來說，川普這次大規模對貿易夥伴的對等關稅恐將影響美元的全球儲備地位。

對等關稅既已發生，全球必須審慎應對

　4月2日臺灣被告知對等關稅稅率高達32%，高於日本的24%與南韓的25%，只比中國低2%，令人意外與遺憾。臺灣政府馬上回應這對臺灣並不公平，並指出三大不合理之處。確實我國政府這些陳述相當正確，但面對川普變來變去，我們仍然必須積極面對。我們認為，政府必須把握時間展開三項行動：第一，立即強化對美溝通，說明臺灣對美主要貿易順差來自AI伺服器的供應鏈分工，而此分工正是依照美方企業要求所做；第二，針對中小企業啟動融資貸款、利息補貼等紓困措施；第三，重新檢討整體對美貿易政策，包括汽車與農產品的關稅調整空間；第四，政府也要協助企業找更多的多元通路，美國約占全球市場的13%、中國約占12%，另外還有75%，例如臺灣業者對歐洲比較不熟悉，但從疫情的「TAIWAN CAN HELP」，歐洲也慢慢了解臺灣，希望臺灣企業去投資，雙方做些互惠貿易，還是很多事可做。

　總之，當前臺灣面對重大外貿衝擊，大家不應再有「疑美論」，而應理性檢視出口結構與產業韌性，川普1.0時代即已要求供應鏈遷出中國，臺灣企業正是在這樣的結構下成為關鍵角色，如今面對政策變化，更需朝野團結，以產業安全為優先，減緩貿易戰對臺灣勞工與經濟的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