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葉倫訪問北京盼緩和美中關係

    美國財政部長葉倫（Janet Yellen）7月6至9日訪問北京，7日會晤中國經濟政策老將，國務院前副總理、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劉鶴，以及即將卸下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一職的易綱與未來行長潘功勝等人，進行了「實質性」對話；隨後，在「中國美國商會（AmCham China）」舉辦的圓桌會議上致辭時，葉倫呼籲中國政府進行市場化改革，同時批評北京最近對在中美企採取之「懲罰性」打壓，以及對某些關鍵礦產採取新的出口管制；7日下午，葉倫會晤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表示美國尋求與中國在雙方互利公平的基礎上良性競爭，而非「贏者通吃」。葉倫亦強調兩大經濟體密切溝通的重要性，以及共同應對全球挑戰的必要性。對此李強稱希望美方採取理性務實態度，令中美關係盡快回到正軌，同時也表達了改善經濟關係的意願。7月8日，葉倫與中國副總理何立峰會談長達5小時，內容圍繞如何落實兩國元首先前在印尼會晤時達成之重要共識，兩人並就兩國和世界經濟形勢、全球共同挑戰等議題進行深入且務實的交流；何立峰亦表達對美方對中制裁措施的關切。

    事實上，在葉倫抵達前，習近平才剛視察完共軍東部戰區司令部，呼籲「深化戰爭和作戰籌畫，建強戰區聯合作戰指揮體系，大抓實戰化軍事訓練，加快提高打贏能力」，東部戰區主要是對付美國、日本及台灣，習近平這時視察似乎是要告訴美國及葉倫，中國雖然重視與美國的經濟關係，但更重視國家領土及主權。

二、美中政體與國家目標不同，改善關係不容易

    葉倫是繼布林肯後，第二波訪中的美國高層，拜登陸續派遣重要官員訪問北京，緩和美中關係的意思非常明顯。不過美中在兩方面有根本差異：一是體制不同，政治運作模式迥異，決策過程考慮的因素及優先順序自然不同；二是國家發展目標不同，美國是以區域及全球和平繁榮為目標，中國則是以實現習近平的大國夢為目標，雙方志向不同，難有交集。中國是以黨領政、黨高於政，習近平以黨總書記的身分控制中國政府，國家的政治安全永遠高於經濟發展及民生議題，總體而言，美國要與中國合作仍相當困難。

    7月1日，中國開始實施「反間諜法」，對美國企業在中國經濟活動限制很大，但葉倫擔憂的還包括中國對國有及國內企業的補貼措施，以及長期困擾外企的市場准入問題；然而，即使她向中國高層表達意見，也很難改變中國運作模式，葉倫此行能夠緩解兩國既有的摩擦就很不錯了。

三、中國反對「去風險」但自身也在防範風險

    李強6月27日在天津「夏季達沃斯論壇」（Summer Davos）開幕致辭中批評西方「減少依賴及去風險」觀點，表示在全球化的發展下，世界經濟已成為共同體，故不該有這種想法。但「去風險」是經濟學常見概念，畢竟任何經濟活動難免有風險，如何儘量避開或減少風險向來是經濟學者關注的焦點。2020年7月中國提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利用「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而中國媒體多以「內循環」概括此一政策，「內循環」政策的出現標誌中國經濟戰略重心轉向「內需」和「技術發展」。當時即有觀點指出中國是在降低對外經濟依賴性，以便在台海衝突等極端情況下，維持經濟正常運作，可說是明顯的去風險概念。

    歐洲的「去風險」概念是由歐盟執委會主席范德賴恩在今年3月提出，後經各國反覆提及，漸成主導西方對中經濟關係的最新共識。在5月的日本廣島G7峰會中，「去風險」被寫入官方公報，李強批評歐美國家「去風險」，應該是指這份文件。其實，「去風險」作為經濟學常識，完全沒有問題，何況中國現在面臨的經濟亂局，大多是自己造成的，這些人為製造的混亂，才是根本問題所在。

四、葉倫訪中未取得實質突破但有進步

    7月9日葉倫結束訪問時對記者表示，此行對美中經濟關係「富有成效」，雖然仍存在「重大分歧」，但她與中國領導階層的會談標誌著穩定世界兩大經濟體關係的努力「向前邁出一步」。葉倫所謂重大分歧是指「反間諜法」、補貼措施及市場准入問題；而中國官員則抱怨美國關稅和高科技領域管制措施，雙方關注的都是不容易取得共識的議題。

    葉倫強調，華盛頓並不尋求與中國經濟脫鉤，因為這麼做將帶給兩國災難性影響，也會令世界情勢不穩定。整體而言，葉倫以溫和姿態與務實的談判風格展示了美中經濟關係和平發展的可能性。但目前美中經濟部分脫鉤的勢頭正猛，加上今年中國經濟發展疲軟，美國經濟的韌性則強於預期，此一情勢可能令美國的強硬派更有底氣，葉倫的呼籲美國內部是否呼應誰也說不準。不過，她指出「在複雜的全球經濟前景下，美中兩個全球最大經濟體迫切需要就如何應對各種挑戰進行密切溝通協調。」是很有道理的觀點。葉倫這次訪問或許未取得實質突破，但就促進雙方邁出「積極一步」，重建兩國溝通橋樑而言應該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