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景基金會

  • 蔡文軒(Wen-hsuan Tsai)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
Published 2026/10/29

為何習近平如此看重政治社會安全

中共於2026年9月28日在北京召開「平安中國建設工作會議」,傳達習近平關於推進更高水平平安中國建設的重要指示。(圖片來源:https://cpc.people.com.cn/BIG5/n1/2026/0818/c435113-40781585.html)

 

為何習近平如此看重政治社會安全
 

蔡文軒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

 

 中共於2026年9月28日在北京召開「平安中國建設工作會議」,傳達習近平關於推進更高水平平安中國建設的重要指示。中共將國家安全、社會治安、公共安全及基層治理納入一體化部署,中央政法委書記陳文清強調要齊抓共管、形成合力。公安部部長王小洪提出,要錨定「國家更安全、社會更有序、治理更有效、人民更滿意」的目標,抓好落實工作。會中授牌命名了60個「平安中國建設示範市」和160個「平安中國建設示範縣」。

 根據《新華社》報導,中共十八大以來在「平安中國建設」方面取得顯著成效。報導指出,「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鞏固,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之一」。然而,從中共的治理手段來看,其透過高度的政治動員與思想控制,強化安全與維穩工作,這與習近平一再強調的「政治安全」具有密切關係。在習近平的政治論述下,政治安全的範疇已擴及各項社會維穩與政權鞏固措施。

強化政治社會安全的理由與手法

 近期的政治與社會安全工作,反映出中共高層對內部安全情勢抱持高度的「安全焦慮」,並強調「風險防範」。這主要是因為中共面臨經濟增速放緩、地方財政困窘及社會矛盾增加等現實挑戰,因此將「社會治理」與「國家安全」進行深度綑綁。

 究其原因,首先是經濟下行引發的「系統性社會風險」日益迫切。中共評估,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產能過剩、房市不振、消費疲弱及失業率攀升等嚴峻挑戰。這類經濟壓力直接轉化為基層的勞資糾紛與官民矛盾。在經濟下行的困境下,中共強化對「五失人士」的監控,包括投資失敗、生活失意、關係失和、心理失衡及精神失常者。官方不再將其視為純粹的弱勢扶助對象,而是直接將其視為可能引發個體極端事件或集體抗爭的「社會穩定安全隱患」。

 此外,從近期的政治與社會安全工作,也可以看出中共已將治理思維由「事後處置」全面轉向「事前預防」。在「平安中國建設工作會議」的部署中,中共強調要「懲防並舉、標本兼治」,並落實主動警務與預防警務。這顯示中共評估,僅靠傳統公安在事後採取高壓維穩措施,恐難以應付相關風險。因此,必須透過基層網格化管理與矛盾糾紛排查,及早辨識並消除潛在風險。

 在維持政治與社會安全的相關手法上,中共極為強調技術賦能,也就是透過人工智慧(AI)與大數據實施「預防性警政」。中共將過去「天網」、「雪亮工程」等大量監控鏡頭與人工智慧演算法整合。各級政法、公安系統廣泛引進AI預警軟體,透過整合大數據、人臉與行為識別技術,分析特定群體或個人的動態,實施「預防性警政」。而預警體系不僅依賴高科技,更強調「群防群治」與基層力量的結合,亦即「楓橋經驗」的運用。

 公安部並於2026年10月1日起正式實施〈公安機關網絡空間安全監督檢查辦法〉。該辦法首度將「個人」資訊與網路活動列為監督對象,並將執法權限下放至基層,大幅強化對社會個體及網路意識形態風險的細部監控與即時預警能力。該辦法也因執法權限下放而產生「空白授權」的疑慮。由於法規標準抽象模糊,基層公安與地方境管單位可能取得較大的執法裁量空間,形成任意檢查的風險,進一步加劇地方基層在維穩工作上「寧左勿右」的擴大化執法問題。

 中共強調,該體系的建設目標是搭建「大安全大應急框架」,透過科技執法,防範經濟下行、房市失靈、失業及網路謠言等問題所引發的社會矛盾,進一步轉化並疊加為「政治與意識形態安全風險」。具體運用的科技包括AI影像辨識、步態與人臉追蹤等技術,亦即利用深度學習進行多模型交叉驗證。除了傳統的人臉辨識與車牌辨識外,還包括「步態辨識」(即使遮掩面部,也能透過走路姿勢辨識特定人士),以及對群眾聚集行為的自動判定。

全面安全化治理凸顯中國社會控制持續強化

 從近期這些政治與社會安全改革,可以看出中國已逐漸朝向戰時體制的方向發展。全國人大常委會於2026年8月28日表決通過大幅修訂的《國防動員法》,並已於2026年10月1日正式施行,標誌著中國正式邁入「平戰快速轉換」的舉國體制法制化階段。此次修法吸取俄烏戰爭長期消耗戰的經驗,更強調將徵收與動員範圍擴大至高科技與數據領域。過去的動員偏向兵力與傳統物資,新法則將民用基礎設施、裝備、大數據、AI、無人系統、網路空間及專利技術等,全面納入可嚴格管理與動員的戰略資源。此外,中共也進一步強化後備勤務與動員體系。

 習近平對「安全」議題的關注無所不在,而近期召開的政治與社會安全工作會議,以及通過的多項法規,使相關安全工作的運作更加制度化。然而,這種對中國民眾實施高壓維穩與全面監控的作法,可能引發民眾反感。從外部觀察的角度而言,這也意味著中國的社會治理模式可能逐漸呈現類似毛澤東時期高度集權控制的特徵。不過,習近平透過科技手段實施安全監控,其監控範圍與力度相較於毛澤東時期,可能有過之而無不及。

 

編按: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遠景基金會之政策及立場。
回頁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