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內需不足已不是單純的短期景氣波動，而是出現複雜的結構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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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解決內需問題的困境與挑戰

 

張建一

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

 

　中共中央7月24日在中南海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習近平再次提及：「當前中國經濟運行面臨一些困難挑戰……。重點做好挖掘內需潛力……，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整段談話最值得國際關注的只有「重點做好挖掘內需潛力」。事實上，2025年12月習近平早在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指示，2026年中國經濟成長主要動力將來自內需。但7個月過去，中國在消費和投資這兩大內需層面卻反而都減弱。中國5月零售銷售額出現2022年以來首度下滑（-0.6%），6月則是弱勢反彈增加1.0%，凸顯消費冷清程度。今年1至6月的中國投資指標數據也較去年同期下跌5.7%，創下疫情初期以來最差表現，顯示投資再度疲軟。我們不禁懷疑，中國究竟是否真正有過從內需端積極管理需求的政策？

中國的內需已經演變成結構性問題

　中國內需不足現在已不是單純的短期景氣波動，而是出現複雜的結構性困境。基本上，其主要核心結構性問題可拆解為幾個層面：首先，國民收入分配扭曲，亦即「國富民窮」與勞動報酬占比偏低。在中國 GDP 中，居民可支配收入所占的比重遠低於全球主要經濟體（全球平均約在60%-70%，中國長期低於45%-50%）。表示財政與企業端拿走太多，經濟成長的果實較多流向政府財政收入（稅收與土地出讓金）及國有企業資本累積，而非直接傳導至居民口袋。同時，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長期偏低，資本收益與企業利潤的占比過高，導致「經濟有成長，但民眾手中沒有相應的消費力」；其次，房地產泡沫破滅與資產負債表收縮。中國家庭資產高達60%-70% 陷於房地產。隨著房企債務危機與房市進入長期下行週期，房產價格持續下跌，導致家庭淨資產大幅縮水。居民進行資產負債表修復，亦即過去高負債購房的家庭從「借貸消費」轉為「還債縮衣節食」，民眾選擇增加預防性儲蓄、提前還貸，形成典型的收縮效應；第三，社會安全網薄弱，增加高預防性儲蓄，壓抑消費意願。在可支配收入本就有限的情況下，民眾具有極高的預防性儲蓄率，根本原因在於體制給予的保障機制不足。包括醫療費用負擔重、優質教育資源昂貴、養老金與長期照護體系不完善。

　再者，中國又持續推動「重投資供給、輕消費需求」的錯誤政策。中國政府長期的經濟調控邏輯偏重供給側與資本形成，財政資源大量投入基礎建設、先進製造業與產業補貼，這種模式進一步擴大了製造業產能，卻未能同步補貼或提升終端消費需求。同時，缺乏直接補貼居民消費的轉移支付機制，政策多為「以舊換新」或發放小額消費券，缺乏如直接發放現金、大規模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或提高基礎養老金等能實質改變居民可支配收入結構的政策；此外，收入與財富差距過大使得邊際消費傾向遞減。中國的吉尼係數（Gini index）長期處於高位，財富的高度集中拉低了整體的總體消費。富人邊際消費傾向低，占據大量財富的高收入群體的基礎消費已飽和，其新增財富多轉化為投資、資產儲蓄或海外轉移。中低收入群體消費有心無力，龐大的中低收入與邊緣邊際群體有強烈的消費需求，但缺乏相應的可支配支付能力；最後，人口結構快速老化與青年高失業率，使得勞動力人口占比持續下降，老齡人口比例攀升，老年群體的消費結構與能力偏保守，難以帶動高附加價值的消費動能。而結構性就業矛盾（青年失業），加之部分服務業（如教培、互聯網平臺、金融）先前受監管收緊衝擊，青年就業穩定度下降，使得年輕消費主力的未來長期收入預期變差。

問題糾纏致使中國內需問題愈來愈難解決

　前面所提六大核心結構問題基本上不只不是單一存在的，而且會結構性地相互交織，形成「收入占比低→ 保障不足不敢花→ 資產縮水縮減開支→ 內需不足導致企業獲利下行／減薪→ 預期惡化」的負面循環。要澈底解決內需問題，僅靠短期的貨幣鬆綁或消費補貼難以見效，必須進行深層次的收入分配體制、社保體制，以及戶籍制度改革。

　總之，中國當務之急必須先提振內需信心，未來則必須通過全面的稅制改革（如重新調整中央地方事權劃分）、國資體系強制改革，以及明確轉向福利型財政的政治決心，否則中國經濟體制將會習慣性地落入「發放短期補助／繼續擴大投資」的舊有路徑，長期仍難以擺脫內需結構性不足的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