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在安全壓力升高的同時，德國總理梅爾茨訪問中國，重點在於重新平衡德中經貿關係。
（圖片來源：https://www.gwytb.gov.cn/m/headline/202602/t20260226_12752654.htm）

 

 

當前歐洲地緣政治的變化：內部衝突與戰略再調整

 

王宏仁

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國策研究院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2026年開始，歐洲地緣政治的發展呈現出一種高度複雜且疊加的態勢。烏克蘭戰爭尚未結束，中東的伊朗戰事卻又迅速升溫，同時美國對歐洲安全承諾的不確定性仍然存在。在這三股力量的交錯下，歐洲的安全戰略、對外外交與經濟布局正出現新的調整。表面上看，這些事件分屬不同地區與議題，但若從整體地緣政治的角度觀察，實際上反映的是歐洲在安全與經濟之間尋求新平衡的過程。

三種力量的交錯

　首先，烏克蘭戰爭仍然是歐洲安全格局的核心變數。二月底至三月初，烏克蘭在南部戰線取得局部進展，部分地區收復數百平方公里土地，被多家軍事觀察機構視為自2024年夏季以來最具意義的一次反攻成果。雖然這樣的戰果尚不足以改變整體戰局，但在政治與心理層面仍具有象徵意義。另一方面，俄羅斯在頓巴斯（Donbas）一帶持續集結兵力，被評估正在為2026年春季可能的攻勢做準備，顯示戰爭短期內仍難以進入真正的談判階段。

　金融與國際支援仍是烏克蘭維持戰爭能力的重要支柱。國際貨幣基金在三月初再度撥付15億美元貸款分期款，目的在於確保烏克蘭戰時財政運作與基本公共服務得以持續。這種「戰場有限進展」與「財政穩定維持」的雙重支撐，使得基輔政府在短期內仍具備一定的持久作戰能力。然而，這場戰爭對歐洲的真正影響，其實已逐漸從單純的軍事衝突，轉化為對整體安全架構的重新思考。

　因此，歐洲近來對防務與核威懾問題的討論明顯升溫。法國與德國近期宣布強化核威懾合作，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更提出增加核彈頭數量並探索某種形式的「核武分享」框架。這一發展被普遍解讀為歐洲在面對美國戰略重心轉移時，試圖提升自身安全能力的重要象徵。雖然「戰略自主」一詞在歐洲政策辯論中早已存在，但俄烏戰爭與中東局勢的雙重影響，使得這一概念逐漸從政治口號轉向更具體的軍事與制度安排。不過，法德之間在未來安全架構中的主導權競爭，也意味著歐洲內部在戰略合作上困難重重。

　其次，伊朗戰事的升溫則將中東的不穩定因素直接拉進歐洲的安全環境之中。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展開大規模軍事行動後，歐洲各國對該事件的合法性與應對方式出現明顯分歧。法國、德國與英國在譴責伊朗對西方目標的報復攻擊時，同時對美、以先發打擊是否符合國際法有所保留；西班牙更進一步公開批評美國行動並拒絕提供基地支援。這種分裂再次凸顯歐盟在對外安全政策上的結構性困難。

　伊朗戰事同時帶來另一層壓力，即能源與移民問題。荷莫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與紅海（Red Sea）航線的風險上升，使歐洲能源安全再度成為政策焦點，而戰事若進一步擴大，也可能引發新的難民潮。這些問題已被納入歐盟高層會議與司法內政議程之中。換言之，中東戰火對歐洲而言並非遙遠的區域衝突，而是一個直接影響其經濟與社會穩定的安全議題。

歐洲對中政策的雙重性

　在安全壓力升高的同時，歐洲對中國的外交接觸也出現新的動態。近期德國總理梅爾茨（Friedrich Merz）訪問中國，並帶領大型企業代表團，重點在於重新平衡德中經貿關係。德國一方面希望在全球供應鏈重組與美國關稅政策背景下維持對中國市場的出口機會，另一方面也對中國向俄羅斯提供雙重用途物資表達安全憂慮。這種「經濟合作與安全警惕並存」的政策路線，正是當前歐洲對中政策的典型特徵。

　芬蘭與愛爾蘭領導人近期也相繼訪中，被視為部分中小型歐洲國家試圖在安全與經濟之間維持平衡的例證。對這些國家而言，北約仍然是主要安全依靠，但在經濟層面仍希望保留與中國的合作空間。中國官方媒體將這些訪問描述為歐洲「態度日益務實」的象徵，但這種敘事顯然帶有明顯的宣傳色彩。事實上，歐洲並未出現整體「轉向中國」的趨勢，而是試圖在美中競爭的環境下維持最低限度的外交與經濟彈性。

　最後，美國因素同樣是理解當前歐洲戰略調整的重要背景。在二月份的慕尼黑安全會議（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MSC）上，美國國務卿魯比歐（Marco Rubio）的演說便釋放出一種典型的「安撫與施壓並存」訊號。他在語言上強調美歐文明與價值同源，將美國形容為「歐洲的後代」，但同時也明確要求歐洲大幅增加國防支出並強化自身軍力。這種立場延續了近年美國政策的一個核心訊息：歐洲必須在安全上承擔更多責任。對歐洲而言，這樣的訊號既是「再保證」（reassurance），也是一種提醒。美國「再保證」會是歐洲的重要盟友，但是在政策層面卻要歐洲更「自力救濟」。慕尼黑會議後法德在核威懾與防務合作上的動作，某種程度上正是對美國不確定性的回應。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參加慕尼黑安全會議的發言也試圖對歐洲戰略思維產生影響。他在談及烏克蘭問題時表示，歐洲應該「坐在桌邊，而不是在菜單上」（not on the menu but at the table），鼓勵歐洲提出自己的安全方案。這一說法在部分歐洲政策圈確實引發共鳴，因為它呼應了歐洲長期以來對戰略自主的討論。然而，歐洲對中國與俄羅斯關係的疑慮依然深厚，特別是北京是否向俄羅斯提供雙重用途物資的問題，使得中國的「和平倡議」難以完全取得信任。

　在臺灣議題上，王毅在慕尼黑再次強調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政並重申所謂「紅線」。歐洲政府大多以相對節制的方式回應，重申一中政策的同時，也強調維持臺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然而，在歐洲議會與部分東歐國家之中，對中國威脅臺海安全的批評聲音則更加直接。這種差異反映出歐洲在對中政策上仍存在政府務實路線（經濟為主導）與議會價值（安全威脅）導向之間的衝突思維。

歐洲缺乏政策果斷性與執行能力

　當前歐洲地緣政治正受到三種交錯力量的影響。第一，烏克蘭戰爭與伊朗戰事的疊加，迫使歐洲重新思考自身安全能力與核威懾角色。第二，中東衝突與能源風險使歐洲更深刻地感受到全球安全環境的外溢效應。第三，在美中競爭加劇的背景下，歐洲正在嘗試同時降低安全與經濟上的單一依賴。這些變化並不意味著歐洲將在美國與中國之間選邊站，而更像是一種「雙向分散風險」的戰略調整。歐洲一方面加強自身防務能力，以避免過度依賴美國；另一方面也維持與中國的經貿互動，以保留經濟政策的空間。不過，歐洲這種慣用的平衡策略，常常讓整體歐洲缺少應該有的政策果斷性與執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