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問題是2026年全球風險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圖片來源：Depositphotos）

 

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對地緣政治的影響

 

張建一

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

 

　眾所周知，中國當前內部結構性經濟問題嚴重，對外又面臨美國關稅的衝擊與愈來愈多加入對中國的進口抵制，中國經濟問題確實是2026年全球風險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即使根據目前國際機構和智庫的分析，它可能不是被普遍認定為唯一的「最大」風險，但它仍可能對全球地緣政治產生不小的影響。

2026年全球主要風險的普遍看法

　目前國際上對2026年全球風險的關注點往往是多元且相互關聯的。從幾個經濟預測目前的分析來看，主要風險包括：

1. 人工智慧（AI）泡沫與技術波動：許多調查（如德銀）將AI產業可能出現的泡沫破裂、技術急轉直下及其對股市的衝擊，列為頭號風險。
2. 地緣政治不確定性與衝突升級：尤其包括美國的政治變革（如川普政府的政策方向對全球秩序的衝突）、中日、臺海關係緊張或俄烏戰爭的進一步發展，以及全球貿易秩序的瓦解。有分析認為，美國內部政治風險是2026年全球風險的主要來源。
3. 利率展望不明與市場波動：聯準會（Fed）的降息或升息決策引發的市場動盪，以及通膨復熾的風險。
4. 私募資本危機： 由於產業透明度不足，難以評估曝險和擴散風險。

　至於中國經濟成長放緩與結構性風險絕對不是獨立事件，它會加劇全球經濟成長趨緩、大宗商品價格波動，以及全球供應鏈的調整壓力。因此，更準確的說法是：中國經濟問題是2026年全球經濟穩定性面臨的最大內部挑戰之一，其影響力與AI泡沫、地緣政治衝突並列為全球風險的三大支柱。

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對地緣政治的影響

　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和成長放緩，對地緣政治產生的影響是深遠且複雜的，它不僅影響了中國的國際形象，更改變了全球秩序和區域穩定的動態。本文認為，中國經濟問題在地緣政治上將產生三大主要衝擊。

　首先為內部矛盾的外部化。許多國際分析人士擔心，中國國內日益嚴重的經濟困境（如房地產泡沫、青年高失業率、地方政府高債務）可能促使中共領導層尋求更具對抗性的對外路線，以轉移國內公眾的注意力、緩解社會壓力。專家們指出，為了轉嫁危機，中國政府可能在臺灣、南海或東海等敏感區域採取更主動或更強硬的立場，從而導致地區緊張局勢加劇。時任美國總統拜登即曾將中國的經濟問題比喻為一顆「定時炸彈」。這種說法體現了西方對一個擁有巨大軍事和經濟影響力的國家，在面臨內部巨大壓力時，其決策可能變得更加不可預測和危險的擔憂。

　其次，「一帶一路」的轉型與「全球南方」  國家的債務風險，也將對全球產生衝擊。「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地緣政治影響力的核心工具，但受國內經濟放緩的影響，其模式正在發生重大質變，這對沿線國家造成了直接的政治和經濟衝擊。隨著中國經濟緊縮，其對外放貸變得更加審慎，並對已陷入債務困境的沿線國家（如斯里蘭卡、尚比亞等）的債務重組談判態度更加開放，但這同時也突顯了這些國家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所帶來的結構性脆弱。

　同時，「一帶一路」的焦點正從大規模基礎建設轉向輸出中國具備產能過剩優勢的產品，如「新三樣」（電動車、鋰電池、太陽能電池）。這不僅是經濟調整，也是一種新的地緣經濟戰略，目的是為中國的工業尋找新的全球市場。另一方面，中國財政壓力增加，限制了其作為「全球南方」國家主要援助者和金融提供者的能力，這可能為美國、印度、日本等國家在區域內擴大影響力提供空間。

　最後，中國的經濟困境並未緩解美中之間的競爭，反而加速了西方國家在供應鏈和戰略技術上與中國從「脫鉤」（Decoupling）或「去風險化」（De-risking）的進程，即美國貿易代表葛里爾（Jamieson Greer）所主張的「戰略性脫鉤」（Strategic Decoupling）。為降低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和地緣政治風險，美國推動「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戰略。全球供應鏈正從集中於中國轉向分散化，流向墨西哥、越南等政治上更友好的國家或區域。

美中走向複雜新格局

　美中競爭的性質正在從單純的地緣政治對抗，轉向以關稅、制裁、技術封鎖為手段的地緣經濟競爭。雙方都在努力在關鍵領域（如半導體、AI、無人機技術）實現技術自主和供應鏈安全。然而，儘管經濟依賴程度正在降低，但美中關係已演變為一種「既對抗又依賴」的複雜新格局。雙方需要在維持關鍵溝通以避免衝突升級的同時，進行長期的戰略博弈。

　簡而言之，中國的經濟趨緩是其地緣政治行為和影響力的一個重要制約因素，它迫使中國在對外戰略上做出調整，同時也讓全球秩序加速進入一個以風險分散、供應鏈重組和戰略競爭為特徵的新階段。面對這些可能性，當前已經或未來可能深受其害的國家必須審慎思考因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