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成為最大石油出口國之後，其外交政策的利益計算方式已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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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政治的悲劇：
伊朗戰爭中的能源槓桿與地緣經濟

譚偉恩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2026年2月28日，美國和以色列聯手對伊朗發動軍事攻擊，目標包括伊朗的核設施、彈道飛彈計畫，以及政權更迭。這場戰爭的爆發，在國際輿論上引發廣泛爭辯和討論，其中導致衝突爆發的原因究竟為何，耐人尋味。時至今日，戰爭仍未結束，美國勞工統計局（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最新數據顯示，4月分通貨膨脹加速；但高盛（Goldman Sachs）首席經濟學家的分析指出，美國經濟穩定，未來衰退的可能性下降。本文擬從地緣經濟與能源政治的視角，對這場進行中的戰爭提供淺析。核心論點是，伊朗戰爭並非單純的核不擴散危機或中東地緣政治衝突，而是美國在轉變為一個「石油國家」（petrostate）後，做出的理性選擇。

政策立場的轉變：一個不同過往的霸權

　要理解2026年伊朗戰爭爆發的原因，必須先理解過去十五年美國在全球能源地位之根本性轉變。詳言之，在這十五年內，美國的能源結構歷經了一場具有深刻戰略意涵的變化，從身為全球最大石油的「進口國」搖身一變成為全球最大的石油與天然氣「出口國」。此一關鍵性的能源結構變化，讓美國愈來愈像一個「石油國家」，而非傳統人們所熟悉的「自由國際秩序」的維繫者與所謂的良善霸權（benign hegemon）。同時，這樣的轉變，也影響了美國對外政策之偏好。

　石油，可以是一種祝福，但更多時候卻是一種詛咒。石油國家在歷史上往往是被較為威權的政治權力所掌控，外交政策較具侵略性。當查維斯（Hugo Chávez）、海珊（Saddam Hussein）、普丁（Vladimir Putin）和格達費（Muammar Gaddafi）等威權領袖掌控其國家豐沛之石油資源時，這些國家的政府將出口石油所累積之財富轉變為一種「不穩定」的力量，也就是對其所在的地區或全球的政經秩序帶來動盪。美國在成為石油國家之後，比過去更有條件在外交上採取強硬立場或單邊主義，因為作為全球最大能源生產國和出口國的身分，讓原本就占盡許多政經優勢的美國宛如老虎插翅膀，可以在貿易關係上逼迫夥伴國讓步、可以隨時否定自己對盟友的安全承諾，以及將自己的國家利益以炒短線的方式加以實現，但不必顧及盟友的感受。正是在這樣的脈絡下，川普政府的「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GA）主張獲得被實現的契機。

伊朗戰爭：從不對稱戰爭到不對稱損失

　在2026年2月28日美以聯軍發動空襲前，伊朗將自己的石油出口量提高至正常水準的三倍左右，並大幅清空境內儲油設施，以降低衝突爆發後因基礎設施損毀而造成的損失。這顯然是預見戰爭的事前準備；伊朗邏輯是，一旦戰爭爆發，自身軍事力量又無法與美以聯軍正面抗衡時，以控制荷姆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作為一種不對稱的反制手段，同時將戰爭的代價轉嫁給整個國際社會，形成一種全球壓力，迫使美國在談判桌上讓步。

　伊朗的如意算盤是，封鎖海峽對自己的邊際代價遠低於對全球能源供應體系的衝擊。這是經典的利用能源槓桿來增加自己的政治籌碼。3月4日，伊朗宣布海峽「關閉」，並威脅攻擊任何試圖通過之船艦。於是，上百艘油輪在荷姆茲海峽外觀望，全球能源市場的價格波動立即有所反應。布倫特原油從2月27日的每桶71.32美元攀升至77.24美元（升幅達8%），隨著戰爭的持續，價格繼續攀升，現在每桶價格都是至少100美元以上起跳。值得注意的是，伊朗並非簡單的「一刀切」封鎖，而是採取一種精心設計的「差別化通行機制」，即對與美國或以色列有關係的船艦禁止通行，但對「非敵對國家」則另當別論。此一策略具有深刻的地緣經濟影響：在事實上創造出一套以伊朗為核心的「荷姆茲秩序」，取代戰前國際通用的實踐：自由航行原則。

　值得留意的是，4月13日，美國宣布對伊朗所有港口實施「反向封鎖」，禁止任何船隻進出港口及沿岸地區，於是「雙重封鎖」的對峙戰略格局於焉浮現。此態勢恰好印證美國和伊朗在戰略邏輯上的相似；伊朗以海峽封鎖切斷全球能源命脈，美國則以反封鎖斬斷伊朗核心收入來源。「雙重封鎖」是一場耐力賽，不到最後，難知贏家，但每延長一天的伊朗戰爭就是在加重其它國家的地緣經濟困境。換句話說，「封鎖—開放—反封鎖—開放—再封鎖」的政策循環揭示了石油作為戰略槓桿之工具屬性，以及伊朗對抗美國的三條軸線：首先，伊朗企圖藉由切斷全球石油之供應，迫使國際社會形成盡快終止戰事的壓力，來幫助伊朗對美形成談判優勢；其次，伊朗想以差別化的海峽開放措施來重構航運秩序，進而達到分化美國聯盟體系的效果；第三，在商訂停火條件的談判過程中，以海峽的開開關關作為一種操作「不確定性」的手法，迫使美國在核武問題上有所妥協。清楚可見，伊朗是把自己與美國或以色列的問題轉化為一場全球能源危機，以將大家拉下水的方式來跟川普政府進行博弈。但最後伊朗會如其所願嗎？

　根據國際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的評估，戰爭爆發至今已造成全球能源市場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供應中斷。對許多能源進口國而言，可謂苦不堪言。不過，戰爭的負面影響在分配效果上是失衡的；詳言之，能源進口國比出口國脆弱；貧窮國家比富有國家承受更多經濟損失；美國雖然是當事方，但其面臨的能源壓力卻比任何國家都來得輕。統計數字顯示，荷姆茲海峽的原油及石油產品流量從戰前每日約2,000萬桶，驟降至目前大約200萬桶。這個巨幅數字的變化不只是讓每天1,500萬桶原油和500萬桶從原油提煉出來的油品受到阻礙，更預示著全球航運燃料的缺口（空運和海運）正不斷擴大。美國雖然已經成為全球第一大的原油出口國，但它的品質較不適合生產航運燃料，所以伊朗戰爭打得越久，全球航運受到的衝擊越大。其結果會波及到整個經濟的方方面面，從上游到下游，從製造業到服務業。更令人憂心的是，即使伊朗戰爭現在就結束且海峽立即重新開放，原油和燃料供應鏈的恢復也需要數個月的時間。

　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已將2026年全球實際GDP的成長值下修到3.1%，較1月份的預測低0.2%。但若戰爭持續下去，導致能源供應中斷延伸至2027年，全球經濟成長值將只有2%，這對亞洲仰賴製造業發展經濟的國家來說，不僅能源成本會變得極高，民眾的實質購買力也會進一步弱化。隨著燃料、肥料和糧食進口成本上升，貿易逆差擴大，經濟崩潰與社會動盪將尾隨而至。

美國的理性選擇

　從地緣經濟的角度觀之，伊朗戰爭的發生並非偶然或意外。在美國成為最大石油出口國之後，其外交政策的利益計算方式已有所改變。詳言之，全球油價高漲對美國經濟的實際淨效益是一項「利多」。川普政府用防止核擴散為名來抑制伊朗，不僅可以滿足以色列的安全需求，還同時打擊伊朗的石油出口，排除掉一個在能源市場上與自己競爭的對手。這是同盟關係、能源安全、經濟利益三重共鳴的理性策略選擇。

　表面上，伊朗以荷姆茲海峽的開放或封鎖為武器，確實對全球經濟造成衝擊，但此衝擊沒有為伊朗帶來足夠的談判籌碼，至少目前美國沒有在談判桌上做出讓步。對美國而言，「石油國家」的身分在短期內已為其帶來能源收益，雖然長期的代價是美國原本作為自由國際秩序守護者的霸權身分可能難以恢復，但這並不是川普總統需要去處理之問題。

　伊朗戰爭的啟示是，在一個高度仰賴化石能源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裡，戰爭的代價或成本從來不是由肇事者或當事方獨自承擔，而是以不對稱的分配方式，向著整個國際體系的脆弱環節傳導。表面上焦頭爛額的美國，其實根本老神在在，因為時間站在華府這一方，而表面上強悍的伊朗，最後一定是賽局的輸家，只是它自已沒有付出所有的代價，而是把無辜的伊朗百姓，還有全球無數中產家庭拉下水，作為陪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