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歡迎日本解禁軍售，強化印太圍中與臺美日防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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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解禁武器出口對東北亞安保的影響

李明峻

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發長

　日本因廣島、長崎原爆及二次大戰戰敗，戰後長期奉行和平憲法，採行專守防衛的限制性防衛政策，目的在於不對他國構成威脅，所以雖然擁有能自主生產高度先進武器的頂尖工業技術，但為防止日本成為軍事大國，東京大學評議會於1959年宣布絕不進行軍事研究，1967年制定嚴格限制軍事裝備出口的「武器輸出三原則」，1976年更通過防衛費不超過GDP 1%的內閣決議，1992年《政府開發援助大綱》禁止支援外國軍事領域，從基礎建立日本成為和平國家。

　然而，隨著國際情勢丕變，全球軍備需求暴增，過去對日本採取瓶蓋理論的美國，轉而希望日本提升軍備與發展國防產業。同時，面對中國軍力擴張及北韓核武威脅，日本安全風險持續升高，再加上眼見南韓軍工產業快速崛起的經濟利益，因此儘管民調顯示55%受訪者反對擴大武器出口，但日本政府仍逐步朝解禁武器出口前進。

　首先是日本於2008年修改《宇宙基本法》，讓國防軍事可用於宇宙空間，此事成為歷史轉換點；其次，2014年4月正式制定「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替代原有「武器輸出三原則」；東京大學也於2014年12月修改以前所定禁止軍事研究的方針；2015年1月於內閣會議將《政府開發援助大綱》修訂為《開發協力大綱》，雖仍限定在非軍事領域，允許在「災害救援、運輸、基礎設施建設及醫療衛生」等領域支援外國軍隊。

致命武器出口解禁揭示日本國防政策的新階段

　2022年底，日本政府通過新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國家防衛戰略》和《防衛力整備計畫》等「安保三文件」，正式決定突破防衛費GDP 1%的限制，將國防支出至2027年度提升至GDP的2%。最後，日本政府2026年4月21日通過內閣決議，修改「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及其運用指南，取消過去將武器出口限定在「救援、運輸、警戒、監視、掃雷」等5類非戰鬥用途的限制，雖然除特殊情況外原則上仍禁止銷售給交戰國，但允許企業向與日本簽有防衛合作協議的17個國家出口致命武器。

　隨著俄烏戰爭長期化、中東局勢升溫，全球軍備需求暴增，各國軍事支出連續11年成長，2025年達歷史新高的2.89兆美元，而俄羅斯武器出口大幅下滑，美國武器產能也持續消耗，加上川普的安全承諾出現不確定性，促使歐洲與亞洲盟友加快推進防務供應來源多元化，為日本擴大軍工出口帶來機遇。近年韓國已躍升為全球第四大武器出口國，因此日本全面解禁殺傷性武器出口，等於正式向全球軍火市場邁進，標誌著日本國防產業將迎來歷史性變革。

　日本2025年國防支出已達622億美元，首次進入世界前十名，軍備供應商三菱重工業、IHI、川崎重工等都已躋身全球百大國防公司，現在日本解除武器出口禁令，將擴大武器生產規模，如此可強化戰時供應與軍備動員能力。日本原本在防空系統、雷達、海上監控與攔截飛彈等領域具備技術優勢，而隨著科技發展與戰爭型態，無人機被廣泛應用，日本更可在武器市場受益。日本目前更參加「全球空戰計畫（Global Combat Air Programme, GCAP）」，與英國、義大利共同開發下一代戰機。今年4月，日本與澳洲簽署建造11艘通用型巡防艦的合約，同時印尼也將向日本訂購高速巡邏艇，紐西蘭也評估要引進日本海上自衛隊最新「最上」級護衛艦（FFM），而菲律賓與日本簽署《相互准入協定》（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 RAA）後，也計畫引進日本「阿武隈級」護衛艦。日本放寬武器出口限制後，無疑將提高在全球軍工市場的市占率，長此以往日本有望成為亞洲第一軍事強國，強化在印太地區嚇阻能力。

北京警惕與華府歡迎交錯下的日本軍事角色轉變

　對於日本結束長達47年的武器出口禁令，中國表達強烈不滿與嚴重關切，批評此舉是日本擺脫戰後和平主義、走向「新型軍國主義」的危險信號，警告此舉恐突破日本「和平憲法」精神。同時，北京憂慮此舉會打破東亞原有的區域軍力平衡，進一步加劇印太地區的緊張局勢，今後雙邊外交關係勢將持續低迷。另一方面，近年在全球軍火市場迅速崛起的韓國，則擔憂日本此舉將為韓國國防工業帶來劇烈衝擊與挑戰。由於日本在基礎材料與造船電子業具備頂尖實力，預計將與韓國的現代重工、韓華海洋等企業，在東南亞、澳紐、歐洲等國際軍購市場展開激烈競標。

　但美國則對此表示歡迎，認為透過與美國的協同防衛，將持續強化整體的軍備實力，同時日本向東南亞各國提供軍備、技術和培訓，將可幫助他們增強能力、抵禦中國的壓力，此舉將擴大日本與美國等在防衛產業上的合作機會，也是推行地區力量均衡戰略的舉措。此外，在美國協防臺灣的架構下，日本放寬武器出口，有助於臺灣與美日之間進行防衛裝備的後勤維修共享，特別是日本近年對臺灣安全的關注度顯著提高，解禁後能為未來雙方在無人機、防空雷達數據鏈整合與海上巡邏技術方面的合作提供法理空間，對臺灣應該是利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