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英國舉行地方選舉。從目前民調來看，改革黨已不再只是抗議型政黨，而是成為英國政治中的重要競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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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政黨體系重組對印太安全與臺灣的可能影響

 

王宏仁

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國策研究院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2026年5月英國舉行地方選舉，其結果不僅是執政工黨的一次挫敗，更象徵英國政治體系進入新的轉折點。工黨與保守黨的支持度都同步下滑，而改革黨（Reform UK）與綠黨等非傳統政黨則是快速崛起，顯示出英國長期以來建立在西敏寺體制上的兩黨競爭模式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對外界而言，這場變化首先被視為英國內政問題；然而從國際政治角度來看，其真正意義在於英國未來是否仍能維持其近年來積極推動的印太戰略，以及對臺海安全議題的持續關注。

經濟務實主義可能重塑英國未來的印太戰略布局

　過去十年，英國對臺政策之所以出現明顯轉變，並非源自單一政黨的立場調整，而是英國整體戰略思維的改變。自脫歐以來，歷任保守黨政府提出「全球英國」（Global Britain）構想，強調英國必須重新建立其全球影響力。烏俄戰爭爆發後，英國更進一步將中國定位為長期的系統性挑戰，並逐步加強與印太民主國家的合作。無論是航空母艦打擊群進入印太、參與AUKUS相關合作、加入CPTPP，或是對臺海和平穩定表達支持，都反映出英國外交政策已逐漸將印太地區視為其全球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然而，當前英國政治所面臨的問題在於，這種對外戰略共識是否仍能獲得國內政治支持。如果工黨選擇在未來兩年內更換黨魁與首相，英國對臺政策出現劇烈轉向的可能性應該不高。無論是目前被外界點名的柏南（Andy Burnham），或是斯特里廷（Wes Streeting），兩人雖然在經濟與社會政策上存在差異，但都屬於英國主流建制派政治人物。最大的差別並不在於是否支持臺灣，而是在於對中國政策的優先順序。

　若由柏南代表的地方治理派系主導工黨，英國的外交政策會更加強調經濟復甦與產業發展。在此情況下，倫敦仍會維持對中國的人權與安全批評，但可能降低部分意識形態色彩，並尋求有限度的經貿合作空間。對臺灣而言，這意味著雙方在半導體、科技創新與經貿領域的合作仍將持續，但英國投入印太安全事務的積極程度可能有所下降。

從去風險化到英國優先的對外戰略路線競逐

　相較之下，若由斯特里廷等親大西洋派政治人物接班，英國對中國的「去風險化」（de-risking）政策可能進一步深化。此一路線與當前美國、北約及歐盟主要國家的政策方向較為一致，因此臺英在供應鏈安全、科技治理及區域安全議題上的合作空間反而可能持續擴大。

　然而，比起工黨內部領導權更替，更值得關注的是改革黨的快速崛起。從目前民調來看，改革黨已不再只是抗議型政黨，而開始成為英國政治中的重要競爭者。改革黨對臺灣最大的影響，在於其所代表的民粹民族主義可能削弱英國對國際事務的投入意願。與美國川普主義類似，改革黨的核心論述並非維護自由民主國際秩序，而是強調「英國優先」。對該黨支持者而言，生活成本、移民問題、能源價格，以及公共服務危機，遠比臺海局勢重要。

　從這個角度來看，即使改革黨在部分產業政策上可能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例如：限制中國投資、提高中國產品關稅或反對中國產能傾銷，其對印太安全事務的投入卻未必增加。相反地，該黨對海外軍事部署與國際承諾普遍抱持懷疑態度。若此種思維逐漸成為英國主流政治的一部分，即使英國不會改變對臺灣的基本立場，其在臺海安全議題上的實際參與能力與政治意願仍可能逐步下降。

英國政治碎片化時代下的臺英合作韌性考驗

　對此，臺灣的對英政策也應該進行相應的調整：首先，若英國政治重心逐漸轉向內政與經濟議題，臺灣可以更積極將臺英合作與英國國內經濟利益結合。例如：透過半導體供應鏈、先進製造、綠色能源及人工智慧等領域的投資與技術合作，使臺灣被視為有助於英國提升產業競爭力與創造就業機會的重要夥伴；其次，臺灣應強化與英國國會跨黨派力量的互動，特別是在改革黨可能持續擴張影響力的情況下，建立更廣泛的政治支持基礎，以降低政黨輪替或政治版圖重組所帶來的衝擊；最後，臺灣可以繼續深化與歐洲主要國家及印太理念相近國家的合作網絡，透過雙邊與多邊機制擴大國際連結，從而降低英國國內政治變動對臺灣整體外交布局的影響。

　英國政黨體系的重組正在改變其外交政策的決策環境。未來最大的變數未必是英國是否改變對中國或臺灣的態度，而是英國是否仍願意扮演一個積極參與印太事務的全球性角色。對臺灣而言，如何在英國政治碎片化的新時代中維持雙邊合作的制度韌性，將比觀察哪一個政黨上臺執政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