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於2006年，多個已開發國紛紛制定並發表國家級全球衛生策略，顯見各國政府對全球衛生之關注。（圖片來源：Depositphotos）

形塑我國的全球衛生策略正是時機
 

邱亞文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教授
 

　今年我國總統大選兩天後，太平洋小島國諾魯投出震撼彈──宣布與台灣斷交，使得我國邦交國僅剩12個。鑑於歷史因素，台灣難以擴展正式國際外交，且因非聯合國會員，無法加入或參與其體系下的組織（如世界衛生組織、世界銀行等）相關活動；欲加入其他國際組織亦相當不易。然而面對不可預期之跨國性衛生風險威脅，全球衛生治理與衛生外交可謂當今國際社會所需。獨善其身並非解決之道，台灣應重新定位在全球衛生體系的角色與作用，形塑我國的全球衛生策略與推展衛生外交乃為當務之急！

多個已開發國已制定並發表國家級全球衛生策略

　早於2006年起，多個已開發國紛紛制定並發表國家級全球衛生策略，顯見各國政府對全球衛生之關注；其中包括瑞士（2006年）、英國（2008年）、美國（2009年）、日本（2010年）、挪威（2012年）、法國（2012年）與德國（2013年）等7國，之後並陸續發布更新或新增相關策略。發展全球衛生策略是一個連續動態過程，各國會依其戰略目標和優先領域隨國內外情勢變化而調整。

　筆者初探前述國家之全球衛生發展策略文件，發現其主要共通點有三：（1）將全球衛生視為國家安全，明定總體目標；（2）全球衛生政策不僅限衛生部，其它部門（包含首相府、外交部、疾管署、國際發展署、國家衛生研究院等）亦充分討論全球衛生，形成由內而外之政策連貫性，強化整體衛生系統；（3）投入全球行動，保護自身國民與全球人民，達成全民健康覆蓋(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UHC)與衛生安全(Health Security)。

　以亞洲第一的日本來說，其因2010年第65屆聯合國大會欲加速實現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之決心，更加積極投入全球衛生事務。其外務省同年隨即公布《日本全球衛生政策2011-2015》，不僅結合歐美等國之全球衛生策略優勢，亦包含以下六個特點：依國際趨勢，將全球衛生策略視為持續變動的進程；針對內外部環境，進行滾動式調整；結合過去累積之醫藥衛生成功案例；藉由衛生發展援助協助中、低收入國家加強衛生系統；強調多方夥伴關係；重視全球衛生人力資源等。繼COVID-19爆發後，日本首相官邸於2022年頒布Japan’s Global Health Strategy Outline，該策略綱要主旨有二：第一，致力於發展具復原力的全球衛生體系架構促進國際衛生安全，並加強預防、準備和應對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第二，加速推動具復原力、公平性、永續性的UHC。

歐洲國家對全球衛生與衛生外交之重視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更早在1960成立開發援助委員會(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DAC)，凸顯歐洲國家對全球衛生與衛生外交之重視，多數手段以援助為主，全球衛生外交為輔。如英國政府先後於2008年與2011年發布Health is Global—a UK Government Strategy 2008-2013與Health is Global—a UK Government Strategy 2011-2015兩文件，強調策略性之國際參與，以跨政府合作應對全球衛生挑戰，保護國民安全與健康。

　2023年英國衛生部與外交部共同發布政策文件Global Health Framework: working together towards a healthier world，重點包括：改革全球衛生體系架構，推動全球衛生倡議與健康一體(One Health Approach)；透過改善未來全球大流行、地方流行病、氣候變遷與微生物抗藥性的應對，加強全球衛生安全；強化國家衛生系統並解決造成不健康的風險因素；提升英國在科技領域的領導地位，深化和夥伴國家的全球衛生研究基礎等。

此刻是形塑全球衛生策略架構的最佳時機

　反觀台灣外交部雖曾於2009年與2023年分別頒布《援外政策白皮書》與《國際合作發展政策白皮書》，我國卻從未明訂如何運用衛生外交達成國家安全之總體目標，更遑論發布全球衛生策略！此刻是確立台灣的核心議題，拉抬衛生之重要性與優先性，將全球衛生政策置入各部會，形塑我國總體之全球衛生策略架構的最佳時機！同時適度調整總體援外政策思維，順應全球衛生治理趨勢與契合國際衛生議題發展。台灣應多方運用衛生外交改善國際地位，進而融入全球衛生治理之系統中，與國際社會接軌，共同促進全民健康福祉、區域共榮互惠、才能利己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