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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洪敬富(Chin-fu Hung)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Published 2026/10/29

中國網路「負能量」治理的邏輯與局限

近期在中國網路上出現一部「如何成為流浪漢」的戲謔式影片,深刻反映出黨國敘事與人民生活經驗間的巨大鴻溝。(圖片來源: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yA3i6TEjp/)

 

中國網路「負能量」治理的邏輯與局限

 

洪敬富

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近期在中國網路上出現一部「如何成為流浪漢」的戲謔式影片。它在影音平臺嗶哩嗶哩獲得逾六百萬次的點閱,一度躍居熱門影片排行榜第二名。在片中,它教導觀眾如何尋找食物,用紙板隔絕地面潮氣,以及避開監控攝影機。中國網民戲稱它為「青年大學習」和「2026年輕人的必修課」。

 這類黑色幽默看似網路玩笑,但實際上卻深刻反映出中國社會情緒與網路治理的深層變化。當「青年大學習」跳脫政治教育、領袖思想與國家前途,而化做時下失業、躺平及最低限度的生存技巧,中共面對的網路環境已不是幾則諷刺貼文、影音,而是黨國敘事與人民生活經驗間的巨大鴻溝。

從內容審查到情緒治理:「負能量」成為治理的新類別

 過往,當中國社會發生重大災難、食安公衛問題、金融弊案、城管粗暴執法或街頭「獻忠事件」等,都可能在短時間內引發輿論表達憤怒與不滿之情緒。然而,當前「負能量」較之於過去最大的不同,在於它不再僅依附於單一事件,而是逐漸成為持續性、大面積瀰漫於社會的一種普遍負面、悲觀情緒。

 「負能量」氛圍,犖犖大者如:青年失業、房地產低迷、地方財政困難、企業及政府部門欠薪、外賣騎手和基層店鋪的困境,使不同世代間都開始對未來中國不抱光明期待。網上小紅書、抖音及微博上廣為流傳的「不買房、不買車、不投資、不早婚就是贏家」等言論,既表現出個體消極的人生態度,也折射群眾生活中共通的挫折與焦慮,儼然已上升為社會結構性問題。

 自習近平主政以來,中共中宣部和網信部門不再僅限於要求刪除直接挑戰政權的內容,更擴大為訓示各媒體從業人員及網路平臺,要積極傳播「正能量」並宣傳「主旋律」,強化人民對國家發展、黨的領導、愛國主義教育與中國前途的自信。準此,其治理目標已不局限於決定人民可以說什麼、看什麼,而是擴及規範哪些人民的感受適合公開表達、哪些情緒應被平臺放大,以及哪些悲觀論述可能被認定為涉及境外意識形態鬥爭與敵對滲透,危及國家/政治安全。

 中共這套「負能量」治理,綜合歸納可分為四個相互銜接的層次。第一是標籤化,藉由「唱衰中國」、「販賣焦慮」及「惡意挑動負面情緒」等概念標籤,將成因各異的社會不滿重新編碼為可被辨識與處置的政治風險。第二是治理責任的平臺化,由黨國機關先行設定規範與政治紅線,再將內容審核、帳號管理及演算法調整等執行責任,下放至媒體平臺,使之成為日常網路治理的第一線把關者。第三是流量治理,透過降低推薦權重、限制搜尋、撤下熱搜或熱門話題標籤,以及關閉留言區等「降權」與「限流」手段,控制負面內容的可見度、擴散速度及相互連結的可能。第四是敘事替代,透過增加經濟成就、民族復興與奮鬥典型等「正能量」內容的供給,主動占據公共議程與使用者注意力,藉以稀釋乃至於替換網上悲觀的敘事。

「顛覆性放大」與網路治理的悖論

 面對日益精密的網路審查,中國網民也相應調整其表達策略。他們未必直接批評黨國體制,而是進入官方媒體、政府機構或主旋律影片的留言區,借用官方帳號既有的流量與能見度,透過表情符號、諧音、反話、接龍或高度一致的集體留言,反轉原本官方的宣傳意義或議程。

 較之於傳統的抗議,這種「顛覆性放大」不以建立獨立的異議傳播管道,而是他們借用官方宣傳網絡,搭官方宣傳的流量便車,將原本用以展示政治認同與社會共識的公共空間,轉化成集體反諷與不滿共振的虛擬舞臺。從而,官方或許仍然能掌握議題設定權與流量入口,但他們卻未必真正能控制網民如何解讀訊息,更難以完全壟斷公共意義的生產。

 於是,這就構成了「負能量」治理的根本悖論:愈嚴密的關鍵詞過濾,往往愈會刺激諧音、圖像、暗語與反諷形式的持續創新;愈頻繁地刪除貼文或關閉留言區,也愈可能被網民視為官方無法正面回應現實問題的證據。固然管制能提高表達與傳播成本,但卻也可能使原本零散、甚至未必具有明確政治指向的生活抱怨,獲得共同的政治意義。

短期韌性與長期治理的代價

 當前中國網路上的悲觀情緒持續擴散,雖不意味中共已經失去有效統治的能力,遑論它將面臨政權崩潰的危機。事實上,中共仍牢牢掌握強大的監控、審查、執法與組織資源,而時下群眾的不滿多僅為分散、碎片、且缺乏水平組織化的連結,同時他們亦未見清晰的領導人、穩定網絡關係與明確政治訴求的反對(組織)力量。

 然而,對中共而言,長期將可能出現三個代價。其一,黨國敘事的可信度不斷耗損。當官方反覆傳播的「正能量」與民眾的生活經驗相距過大,宣傳不但難以發揮說服效果,反而可能成為網民挪用、反諷與嘲弄的素材。其二,資訊回饋機制的扭曲。地方政府、媒體及平臺為了規避政治責任,可能過度過濾負面資訊,造成社會實情和真實感受難以上達,進而削弱決策高層瞭解問題與調整政策的能力。其三,安全化邏輯凌駕一切。當官方將社會對失業、欠薪及房產價值縮水等經濟社會問題的批評,定性為境外敵對勢力「唱衰中國」或蓄意煽動負面情緒的操作時,政策討論的重心便由問題的結構性成因與治理成效,轉向政治忠誠與國家安全,進而壓縮從公共政策角度進行調整與回應人民的空間。

 總體而言,中共治理網路「負能量」這套機制,確實能在短期內抑制分散不滿的相互串聯,降低其轉化為集體訴求的可能,進而展現黨國體制的控制與調適能力。惟其局限卻在於,它無法根本消除生成情緒的社會經濟條件。只要失業、欠薪、住房、所得分配與階級流動受阻等問題持續存在,無論刪除多少貼文、關閉多少留言區,或增加多少「正能量」內容,都難以彌合黨國敘事與人民生活經驗之間的鴻溝。於是,當「如何成為流浪漢」竟被中國網民戲稱為「青年大學習」時,真正受到挑戰的已不只是某項宣傳內容,而是黨國解釋現實與承諾未來的能力。這正是中國網路「負能量」治理的根本悖論:中共可以透過情緒治理和演算法控制悲觀情緒如何被看見,卻無法藉由審查消除人們之所以悲觀的現實根源。

Editor’s Note: The views expressed in this publication are those of the authors and do not necessarily flect the policy or the position of the Prospect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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