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於今年9月8日上午的尼泊爾暴動，是繼過去一年最新一個獨裁政權遭人民力量推翻的大事件。
（圖片來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2025_Nepalese_Gen_Z_protests#/media/File:2025_Nepalese_Gen_Z_protesters_infront_of_Bharatpur_mahanagarpalika_office.jpg）

2025尼泊爾暴動與中國的數字絲綢之路

洪敬富

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發生於今（2025）年9月8日上午的尼泊爾暴動，是繼過去一年在孟加拉（2024年8月）和敘利亞（2024年12月）推翻當地專制政權後，最新一個獨裁政權遭人民力量推翻的大事件。過去《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曾形容2024年是「專制政權糟糕的一年」，若納入本次尼泊爾政權垮臺，以及目前岌岌可危的伊朗與委內瑞拉，恐怕2025至2026年將是獨裁專制政府出現更大系統性危機，其政權將隨時可能引爆、變天。

Z世代「數位原住民」的抗議運動

　當數萬名當地示威群眾聚集在首都加德滿都的歷史地標Maitighar Mandala廣場附近抗議，表達對政府自9月4日起，封禁包括Facebook、X、YouTube、Instagram、LinkedIn及WhatsApp等26個普遍受到年輕人歡迎的社交平臺之不滿。抗議者甚至縱火焚燒了議會大樓、政府機關和總統辦公室。而政府封控網路的理由是這些平臺不遵守2023年頒布的《社交媒體使用規範指令》，未能在九月期限前在尼泊爾註冊，並未設立在地代表以接受監管。有趣的是，Tiktok等少數平臺則因遵守當局註冊程序而不在被封禁之列。

　抗議運動以出生在1997年至2012年間的Z世代為主體。相較於他們的父祖輩，他們是成長於網路和數位行動裝置相對普及化的環境。因為對科技、網路更為熟悉，他們也被稱之為「數位原住民」。由於網路與社交平臺已如水和食物般在日常生活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於是他們要求尼泊爾當局解除禁令，恢復網路自由。同時，Z世代也動員更多的年輕世代與市民群眾，將抗議訴求擴大至民主改革、良善治理，以及對社會不平等、政府貪腐、裙帶關係和特權階級等系統性的沉痾宿疾。抗議運動在數日內便迫使多名政府部長，甚至總理、總統都請辭下臺。當局也在9月8日大規模示威運動的當日深夜，宣布撤回社群媒體禁令，隨後數日，臨時新總理竟是由年輕世代透過社交通訊軟體Discord群組投票選出。

中國「數字絲綢之路」的「南南」擴張及其意涵

　中共的「數字絲綢之路」（又稱信息絲綢之路，Digital Silk Road, DSR），迄今已邁入第十年。自2013年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倡議（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後，陸續推出包括「數字絲綢之路」、「健康絲綢之路」、「綠色絲綢之路」、「廉潔絲綢之路」等，一系列BRI配套倡議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在2015年3月，由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文件。該文件首次提出了「共同推進跨境光纜等通信幹線網路建設，提高國際通信互聯互通水準，暢通信息絲綢之路」，其後至2017年5月在北京召開的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中，習近平提出要「堅持創新驅動發展，加強在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納米技術、量子計算機等前沿領域合作，推動大數據、雲計算、智慧城市建設，連接成21世紀的數字絲綢之路」的發展願景。

　易言之，DSR是在中共數位經濟發展之下，於BRI沿線國家，透過協助建設當地的網路通訊基礎設施，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之名，實則藉此低成本、高技術、融資支持的數位輸出優勢，結合「數據主權」與「數位治理」的規範模式，擴大其在全球南方的影響力，並順勢建立中國主導的數位規則制定，與歐美強調「開放數據、隱私保護、自由流通」規則的數位秩序形成反差和對比。

中國數位滲透與尼泊爾依賴結構

　由於尼泊爾自始就是中國「一帶一路」的重要夥伴，因此在中國國家政策支持和主導下，中國企業華為、中興通訊協助建立了通往中國—尼泊爾的跨境光纖與有關通訊5G的基礎建設、雲計算中心和大數據中心，這讓尼國不再完全依賴印度的網路連接。這條光纖電纜開通後，固然有助於尼國整體的數位發展，但也讓中共得以在技術層面和資訊流通上，甚至在（視訊）監控與智慧城市技術上（如天眼工程與雪亮工程），施加更大數位滲透的影響力。

　質言之，在數位領域發展上，中國往往打著數位援助和低成本解決方案，以包含硬體、軟體與規範之全套打包的「端對端解決方案」（end-to-end solution），特別是借鑑中國在網路安全法規、數據治理模式，向全球南方國家輸出一整套的數位科技，塑造一種「去西方化」的數位發展路徑。同時，中國也可藉此強化在諸如「國際電信聯盟」（ITU）、「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國際電工委員會」（IEC）等重要國際組織於數位標準的話語權，俾利推動「數據本地化」、「數位主權」等替代規則，對抗歐美自由流通的數位秩序。

　無疑，尼泊爾已是中國數位模式輸出到眾多全球南方國家之一，成為中國方案挑戰、競逐自由民主的數位價值觀（數位秩序）的前線。中國推動其技術標準、協定、規範的國際認可，透過 BRI、DSR框架或雙邊協議，正使得受援國接受中國主導或偏向中國標準、制度與政策的數位經濟架構。這些標準不僅是技術性的，更涉及數據主權、監管制度、演算法管控、網路自由、言論審查、安全與隱私政策等多方面，造成全球南方國家的「數位依附」，逐步從美歐轉向至中國，形成不可忽視的「數位南南合作」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