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27日達成之《歐盟—印度自由貿易協定》是為回應當前地緣政經動盪的戰略布局。
（圖片來源：https://eu-india.org/2026/01/27/how-the-india-eu-fta-is-redefining-defense-and-security-cooperation/）

 

美國對等關稅政策下的政策盲點與印歐之戰略避險

 

譚偉恩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李嘉圖（David Ricardo）於十九世紀初提出「比較利益」（comparative advantage）的概念，強調理性的資源配置與整體福利的最大化，並循此推動跨國貿易。比較利益法則的核心邏輯在於，即使一個國家在所有產業中皆不具備「絕對優勢」，只要能識別並專注於其「相對效率」較高的領域，便能透過與它國貿易來實現利益的增加。然而，人類社會在邁入二十一世紀的第三個十年後，這項經典的經濟學原則正在美國總統川普的關稅政策下被前所未有的陰霾籠罩，而陷於危機之中。

　事實上，國家貿易政策的發展和實踐已逐漸偏離傳統生產要素稟賦與市場供需的秩序，政府干預或介入的程度越來越深。美國川普政府可以說是箇中翹楚，他在去年4月推動之對等關稅政策（Reciprocal Tariff Policy）不僅是對WTO多邊貿易建制的挑戰，更是對比較利益法則的根本性否定。此種貿易政策的轉向不僅體現出國家主權凌駕市場經濟的現實，更揭櫫一種深層的治理陷阱；詳言之，當強權以自身國家安全為名，行保護主義之實的時候，自我利益優先的政策容易被過度擴張，但卻無法產生復甦國內產業的效果，反而削弱原本在全球市場上的競爭優勢，並惡化強權自身與其它盟友的故有邦誼。

從自然稟賦到政府加工

　傳統的比較利益聚焦於土地、資本與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稟賦之原始差異。然而，隨著科技成為一項新的生產要素之後，比較利益是項概念的本質發生了轉變。由於科技並非像土地般不可移動，其所具備之「可移動性」讓生產優勢成為可被調整、修正或改變。二十世紀末，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在亞洲興起，透過政府力量介入市場經濟，一些東亞國家獲得比較利益的競爭優勢，其中日本、南韓、臺灣、新加坡，甚至是中國大陸，皆在國家機器的行政指導或補貼措施下，在製造業、半導體、消費性電子等領域為自己建立起比較利益。

　筆者將這樣的比較利益稱之為「加工過的比較利益」，它在當時的東亞創造了四小龍的經濟奇蹟，以及後來的「中國崛起」，但也同時為今日的關稅戰和美中貿易戰種下禍根。不過，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川普政府試圖以逆向對抗比較利益的方式來扭轉美國經濟和生產力的相對衰退。對等關稅政策最大的問題在於嚴重誤解當代生產要素稟賦之本質；毋寧，當二十一世紀的比較利益核心已轉向「勞動力的素質」與「制度環境」時，川普政府妄想僅以關稅就能解決美國的問題，而非認真思考如何為美國找到足以支撐高端製造回流的優質勞動力與制度環境。正因為如此，即使美國的貿易夥伴在對等關稅政策的壓力赴美投資，那些早已匱乏的人力資本和配套制度依舊付之闕如。簡言之，川普關稅政策帶來的「效果」不過是無根之木，頂多只會在他任期內產生海市蜃樓之經濟效益。

國安邏輯對經濟邏輯的蠶食

　川普的關稅政策在本質上是一種「重商主義」的復辟，其盲點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面向。首先，該政策陷入了「經濟發展」與「國家安全」的糾纏式疊加衝突。前述比較利益法則的核心目標是資源使用的效率與整體利益的最大化，完全沒有將國家安全納入考量。然而，川普的對等關稅則是在相當程度上賦予貿易政策發揮扭轉美國國家安全陷於相對劣勢的效果，特別是透過對半導體、鋼鐵，乃至汽車產業強加關稅，試圖修正資源配置的現況。這種作法背離了比較利益法則的本意，迫使國際資本流向美國境內已失去相對競爭優勢的低效產業，而當美國在對自己的低效領域進行修補或急救時，實際上卻是放空自己在研發、創新，以及在金融與數位服務的領先優勢。

　其次，諸多貿易政策的「黑箱化」與「去制度化」侵蝕了本土市場與國際投資者的預期信心。歷史上，調整關稅稅率向來是由美國國會來決定，象徵著民主程序對國家經貿政策的監督。然而，川普在2025年就職第二任總統之後，關稅的決策權高度集中於白宮，而不再是國會。關稅於是乎變成川普個人意志的延伸。此種貿易權力高度集中於總統的後果是，關稅課徵標準的模糊化；詳言之，特定的科技巨頭與石化產業往往能避開關稅的衝擊，而電動車及農業卻成為被犧牲的對象。這樣的情形近似於一種尋租行為（rent-seeking），不僅扭曲市場的運作，更讓企業的成功取決於遊說，而非品質與技術。

　最後，即使吾人將川普的關稅政策定性為一種基於市場失靈而不得不採取之必要措施，任何的政府介入也應設定「日落條款」與動態評估機制。然而，川普目前訴諸「讓美國再次偉大」的許多經貿措施皆缺乏類此條款或機制，導致一旦某個產業被判定為與國家安全相關，便可長時間逸脫市場競爭的遊戲規則，成為仰賴政府保護的受益者。這不僅是政策上的嚴重疏漏，更是對美國經濟韌性的侵蝕。

從關稅威逼到法規對接的全球經貿新賽局

　當美國在川普政府的帶領下走向單邊主義與霸凌貿易夥伴時，今年1月27日達成之《歐盟—印度自由貿易協定》（The EU-India FTA）提供了一個具高度啟發性的對照。這項被譽為「所有協定之母」（the mother of all deals）的經貿合作不只是聚焦在關稅減讓，更包括回應當前地緣政經動盪的戰略布局。筆者認為，布魯塞爾與新德里的攜手是對華盛頓「不可預測」的一種去風險（de-risking）；一方面歐盟可以藉此提升其重視的戰略自主，降低對美國和中國大陸的經貿依賴程度，另一方面印度則奠定了自己在印太地區的外交份量與戰略籌碼，並旋即在2月3日和美國就關稅問題也達成新的協議。

　有一點特別值得吾人留意，即歐印雙方的合作將會帶來一波「法規對接」的影響力。上開《歐盟—印度自由貿易協定》透過嵌入歐洲的監管標準與若干永續條款，試圖導引全球供應鏈的規範漸漸朝向有利於歐印的偏好。當美國選擇用「關稅大棒」逼迫貿易夥伴吞忍不利的合作條件時，歐印選擇利用「制度外溢」來拓展戰略空間與影響力。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經貿戰略宛如北風與太陽，誰會是最後全球市場的贏家，已可略見端倪。展望2026年，全球貿易將進入一個更為分歧與動盪的階段，除了既有的貨物進出爭端外，一場接著一場的「標準制定」與「數位主權」較勁很快就會上演。